因不愿歌功颂德而被权力批判的他，只想要安静书桌与消极自由

一个写作者需要一张安静书桌，本不该是奢侈的要求

“在苏联，他（帕斯捷尔纳克）惨遭批判与辱骂，因为他写了一部绝大多数苏联人并没读过的长篇小说。而在西方，他获得众口赞誉，则是因为他写了一部与他一生所为毫不相干的长篇小说。”——米沃什

今天是帕斯捷尔纳克忌辰。1960年5月30日，他在癌症和抑郁症的双重摧残下黯然离世，当时的苏联官方并未举行任何追悼仪式。直到1982年，前苏联政府才陆续为其恢复名誉。

这位作家于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却在前苏联引发轩然大波，不但作品遭遇批判，其本人也被作协开除。他只能被迫拒绝诺奖，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唯一因获奖反遭屈辱的作家。

关于这段历史，后人已说得太多，或是当作警示，或是充当呐喊。但六十年后的我们，如果仅仅将一位历史人物幻化为符号，将一段历史当作参照，固然理性，却多少漠视了当事人——当帕斯捷尔纳克因为人生跌宕成为某种象征时，人们往往忘记了他只是一个需要一张安静书桌的写作者。

何况，后人提起前苏联知识分子，往往直接置于大时代之下考量，从未跳出“前苏联”和“冷战”这两个范畴。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，这远远不够，甚至无法寻得其精神源头，也无法理解他对一张安静书桌的极度渴望。

记得那年在德国马尔堡，寻找格林兄弟的母校——马尔堡大学的某栋建筑。在老城中兜兜转转，遍寻不获，便问路于人。对方刚好是马尔堡大学的学生，一手向我指路，另一只手还拿着本书。我虽不懂德文，却认得封面上《日瓦戈医生》的电影剧照。

对方见我留意他手上的书，临走时还不忘竖起大拇指说上一句，听发音，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。在德国排名并不靠前的马尔堡大学，为世界贡献过十余位诺贝尔奖得主，半数为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，还有几位化学奖获得者，唯一文学奖获得者正是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。

1914年，也就是一战爆发那年，他离开马尔堡，回到莫斯科。1923年，也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，他曾与家人短暂居住于柏林。除此之外，他再未离开过俄罗斯。

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东欧知识分子，往往有深厚的德国情结。他们有德国教育背景，在德国哲学、文学和艺术的浸淫中成长，但许多人的记忆都停留在一战前的那个昨日世界，也有人幸运得见魏玛共和国的短暂光辉，但所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，都被随后的纳粹德国击得粉碎。

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如此。

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于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家庭，父亲是大学教授、知名画家，母亲是钢琴家，父母又与托尔斯泰、里尔克等人交往密切，因此他从小便不乏艺术熏陶。但他自己也曾说过，在德国马尔堡大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，虽只短短两年，却是真正奠定其思想的时光，也是一生中难得的宁静时光。

但1914年，一切戛然而止。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回国，虽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出版了两部诗集，但随之而来的便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。他的知识分子家庭无可避免受到冲击，父亲一度被流放。1921年，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带着两个女儿流亡国外，只剩他一人留在苏联。

他并非没有离开的机会，1923年，他前往德国柏林与家人一起生活，但很快回到莫斯科。即使今天，也很难判断帕斯捷尔纳克的选择是对还是错。回到苏联，等待他的是我们已知的人生，而若留在德国，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？

回到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，不但是优秀诗人，也是出色的译者。但与此同时，面对作协体制，他显得笨拙与不合群。

因为才华，他会成为体制眼中可栽培的对象，早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，他便被捧为诗人样板。但也因为才华与体制本就不可能兼容的现实，他很快被弃用。

他始终拒绝像其他体制内作家那样，去参观建筑工地和集体农庄，然后去写那些歌功颂德式的文章，自然是人性上的正确，却是所谓“做人”的失败。若不是他幸运地翻译过格鲁吉亚诗歌，得到斯大林的赞赏，他连大清洗都逃不过去，当时他已被关押和审讯，离死亡一步之遥。

当一个纯粹的写作者，面对并不纯粹的文艺机制时，他将何去何从？确实有人如鱼得水，但代价是放弃真正的写作。如果不放弃呢？那么不合时宜都是一种罪。

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样，他选择继续写下去，就必须承受无止境的打压和批判，《日瓦戈医生》如此杰出的作品，也被拒绝出版。

1957年，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抢先出版了《日瓦戈医生》的意大利文版，引起轰动。1958年，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但帕斯捷尔纳克显然高估了自己身处的社会，在他致电瑞典文学院，表示自己“无限的谢意、感动、安慰、惭愧”时，前苏联政府已经展开对《日瓦戈医生》及其本人的批判。

就在那一年的11月6日，帕斯捷尔纳克的“悔过书”在《真理报》发表，一个月后，他登上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封面，这也让苏联国内对他的抨击愈发猛烈。

当时的苏联共青团第一书记，后来成为克格勃主席的谢米恰特内就宣称，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，大可以离开苏联到“资本主义乐园”去，并强烈要求政府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权。而那些显然是“组织安排”的学生们集队去砸帕斯捷尔纳克家的门窗，也得到了当局的纵容。

正如米沃什所说：“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，帕斯捷尔纳克可以说失去了他的人格的权利，他的名字成了某个事业的标签。帕斯捷尔纳克的俄罗斯同僚们的可耻行为——那些作家站在权力一边，反对一个仅以一支笔武装自己的人——创造了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局面；如果在西方人们的同情都给了哈姆雷特，而不是给艾尔西诺的朝臣们，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。”

但作为甘愿放弃既得利益，选择流亡的波兰诗人，米沃什懂得帕斯捷尔纳克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源头，认为“他的性格形成期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他的技艺仍遗留着那个时代的某些习惯。”

换言之，如果没有早期在德国所接受的教育，如果没有“昨日世界”的熏陶，帕斯捷尔纳克就不会成为在前苏联显得格格不入的那个人，《日瓦戈医生》也不会成为“只讲人性不讲阶级立场”的被批判文学作品。

前苏联乃至前东欧世界不乏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作家，正是因为这种旧日价值观的影响。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，人道主义关怀是无法绕过去的认知。《日瓦戈医生》的困惑与迷茫，正是一个旧时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困惑与迷茫。

帕斯捷尔纳克跌宕大半生，始终无法抛弃昔日的价值观，无法放弃对人性的尊重。在他56岁那年，流亡半生的父亲在英国去世，他也察觉自己的衰老，开始有时不我待的觉悟，因此才不顾严重的政治后果，决心将《日瓦戈医生》完成。

这样的觉悟，即使在《日瓦戈医生》遭遇批判，他被迫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仍然没有丝毫改变。据说帕斯捷尔纳克在油尽灯枯之时，还曾对朋友说：“我已经老了，也许很快就会死去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我再也不能放弃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。”

只是，一个大半生都在追求消极自由的诗人，本不该成为无力的抗争者。一个写作者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，也不该是奢侈的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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